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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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国学蠡酌》管窥
作者:    时间:2021-09-16    浏览量:329

梁启超《国学蠡酌》管窥

朱梦雅

(湖南科技学院 国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摘 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贡献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一生创办主编的报刊有17种之多,倡导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启蒙者之一。《国学蠡酌》是梁启超先生的一本论文合集,由《中国古代思潮》(原名《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法理学发达史》《国文语原解》《中国古代币材考》《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等6篇文章组成,皆写作于晚清时期,时间不尽相同。书中所体现的梁启超的史学观念、文学思想以及对经济的理解都极为深刻,虽有不足,但瑕不掩瑜。

关键词:梁启超;《国学蠡酌》;收录源流;内容概述;简析评议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9)07-0005-05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 自由斋主人。其别号“饮冰室主人”,取《庄子·人间世》之句意:“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为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教育、文学、法学等做出巨大贡献。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七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与其师并称“康梁”,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

维新变法前,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制的发展。《新民丛报》是19022月由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保皇派机关报。从创刊到190711月停办,前后近6年,共出版96期。这是他宣扬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流亡日本后,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1913年站队北洋军阀,加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1929年在北京逝世。

梁启超作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1917年退出政治舞台之后还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1918年漫游欧洲,于翌年东归,注主要精力于著述和学术研究,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多部著作问世,其著述合编为《饮冰室合集》。晚年在清华研究院讲学,他极重视道德修养。梁启超一生勤奋,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影响深远,为一代国学之宗师。他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写作背景及缘由

1895年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后,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在政治上表现活跃。1897年,他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就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讲学湖南。为贯彻“以政学为主义”的西政教育,《孟子》和《春秋公羊传》是梁启超要求学生重点阅读的书目。为此,他分别在1897年撰写了《读〈孟子〉界说》,次年又完成了《读〈春秋〉界说》,将《孟子》和《春秋》结合起来,借其中的“大同之义”与西方民主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康梁认为孔、孟的社会政治思想与西方的民主民权相契合,因而成为了宣传变法的宝贵思想来源,也是在时务堂教学的重点内容。1898年,梁启超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梁启超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直至后来变法失败,梁启超逃往日本。19023月创办《新民丛报》。在日期间,他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在1902年继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规模颇大,综论中国古今学术思想演变之踪迹。这篇文章是先生整理的中国旧史思想变迁,实则是为《中国通史》准备,做好前期工作。

1906年,梁启超曾致信徐佛苏,文中提及:“弟日来作《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一篇,已成过半,又作《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一篇。《法理史》已印于第五第六号。”[1]《中国法理学发达史》是梁启超研究中国法理学发展史的一部专著,书中最早使用了“法理学”一词。

19072月梁启超著《国文语原解》一书成。19082月政闻社本部迁沪;8月,清廷谕令查禁政闻社;11月光绪帝崩逝。在政闻社被禁和光绪帝逝去,没有支持的双重压力下,梁启超是年为文甚少,仅《王荆公》一书和《南海先生诗集》前四卷成,此外还有《前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中国古代币材考》等三篇论文。

版本源流

《国学蠡酌》一书,于191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录梁启超的《中国古代思潮》(1902)、《国文语原解》(1907)、《中国古代币材考》(1908)、《读〈孟子〉界说》(1897)、《读〈春秋〉界说》(1898)、《中国法理学发达史》(1904)等6篇文章。每篇文章内容无甚关联,与原文相比,文字稍有删减而已。

目前所知,《国学蠡酌》一书,只有1916年初版本,再无他本。因为本书是由6篇文章组成,发表时间、地点都不一样,所以每篇文章都有被收录进各种合集里面,但大多不是以《国学蠡酌》为名的书本形式,以下逐一介绍。

(一)《饮冰室丛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

收录《新民说》《德育鉴》《墨学微》《史传今义》《国学蠡酌》《节本明儒学案》等13种著作,其中《国学蠡酌》全书收录。

(二)《饮冰室合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饮冰室合集1》中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与《中国古代思潮》内容多数相同。(第一章“总论”;第二章“胚胎时代”;第三章“全盛时代”;第四章“儒学统一时代”;第五章“老学时代”;第六章“佛学时代”。)但在《饮冰室合集1》中,篇尾多出了“近世之学术”一小节。因为作者在写这篇文章期间曾搁笔,后又继续写作,文章才最终完整,所以不同版本收录的文章会有不同的情况。此外,本册还收录有《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二篇。

《饮冰室合集2》中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一篇。

《饮冰室合集3》中收有《中国古代币材考》《国文语原解》二篇。

(三)《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其书以30年代《饮冰室合集》为底本,按时间顺序整理出二十一卷。第一卷“变法通义”中有《读〈春秋〉界说》和《读〈孟子〉界说》二文。这两篇文章被梁启超放在“变法通议”之下,便体现了他写文章是为宣传变法而服务的思想。

第三卷“新民说”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第二章“胚胎时代”,第三章“全盛时代”,第四章“儒学统一时代”,第五章“老学时代”,第六章“佛学时代”。相较于本书中的《中国古代思潮》,却在最后多了“近世之学术”一节。第五卷“开明专制论”中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与《中国法理学发达史》内容相同,仅标题多了个“论”字。

第六卷“王荆公”中收有《国文语原解》和《中国古代币材考》(第一项“贝”;第二项“龟币”;第三项“皮币”;第四项“粟、帛布”;第五项“禽畜”;第六项“器具”;第七项“珠玉”;加上“结论”)。

(四)《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这个版本是梁启超著作的最新点校本,完整地收录了《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法理学发达史》《国文语原解》《中国古代币材考》等6篇文章。

内容概述及评价

(一)《中国古代思潮》中的古今学术思想的演变

《中国古代思潮》一文原名《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19023月维新宣传时期梁任公所作,写至前六章搁笔,待完成八、九两章后,改标题为“近世之学术”。本文综合论述了中国古今思想演变的轨迹,肯定其在世界思想史上的地位。其中第三章“全盛时代”的第三节《论诸家学说之根据及其长短得失》和第四节中(乙)《与印度学派比较》两节暂缺。作者认为:“欲比较印度学派,不可不先别著论,略述印度学术思想之变迁,今兹未能,愿以异日。”[2]文章本来有《近世之学术》一节,后来在结集成《国学蠡酌》一书时删了,改名为《中国古代思潮》。

1.各时代主流思想的演变。首篇《中国古代思潮》标题后注明“壬寅”,即1902年所作。本篇把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分为总论、胚胎时代、全盛时代、儒学统一时代、老学时代和佛学时代。

其中“胚胎时代”是上古黄帝时代、三代和春秋。

“全盛时代”则以战国为主,发萌于春秋之末。春秋诸子百家,学说繁盛,文章主要论其勃兴原因与派别传承体系,附加上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各学派的长短比较。由此可见,任公眼界宽广,将中国思想与世界同时期思想相比较,辨明得失。

“儒学统一时代”始于战国之末,历经战火摧残,独存者惟儒术。梁任公认为儒学统一非中国学界之幸,而是中国学界之大不幸,因为儒学统一阻碍了思想的竞争、进化。他分别从六个方面论述了儒学统一的原因,将其历史发展分为五个时代,细细分辨其传承派别。其中,又单将汉儒古今学派的六经传承列表出来,分汉儒经学家为口说家、经世家、灾异家、训诂家。而这一时期去圣愈远,所以两汉经学虽极盛,却乱于灾异和训诂,灾异乱其义,训诂乱其言。

在“老学时代”中,三国六朝道学最盛,实为千年学术思想最消沉的时代,对儒学来说亦是最消沉的时代,同时是儒佛两宗过渡时代。东汉儒学至盛,而数十年间至魏晋却衰落如此,梁任公大致列举了五个主要原因,也理顺了其时代道教派别。

所谓“佛学时代”,即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盛于六朝隋唐时期。梁启超宣称:“或有人认为佛学为外来之学而非我之学,不可列入,但为学应以可以代表一国之学术者为断,而不必计较其学是否出于本国。”[2]于此可见任公融会中西之治学特点。随后,他略述佛学的发达历史,并将六朝、隋唐之宗派列为一表,各论述其宗派之历史以及中国佛学的特色及代表人物。

2.文章评价。在阅读梁启超所写《中国古代思潮》时,我们能鲜明的感受到其写作风格是以偏概全的,只列出了每个时代的主流思想,而忽略了次要的思想。譬如,他只写出了儒学在占主要地位时期的传承,而没有列出每一个思想的传承脉络。这说明他认为在这个时代阶段,产生主要影响的是某个思想理念,而其他的思想观点则是小众,可以不需要列出来。

譬如文中梁启超提出先秦诸子百家无不“思以其道易天”,而汉代之后王朝独尊孔学,是因为孔学归结于君权。自此以后,各书刊纷纷发表文章论述这个问题,反对历代王朝利用孔子礼教统治人民。梁启超借此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和政治学说,可谓开风气之先。

(二)对《国文语原解》的阐释

19073月,梁启超曾著治《说文》的小书一册,计札记48条,释字97条,题名《国文语原解》,由《新民丛报》社以单行本发行。《国文语原解》有序言一篇,作者乃是浙江诸暨蒋智由(字观云),指出:“先生自谓不过触手举例,盖以存研究之一得,并非有系统的著述。”[1]即使是在《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最激烈的时候,梁启超也还是希望章太炎能对他的新著给予批评指正,甚至想求论敌写一篇序言。在梁氏给蒋智由的信中,亦曾谈及章太炎,表示了“政见与学问,固绝不相蒙”的愿望:

兹专有请者,弟于数日来偶翻《说文》,札记数十条,名曰《国文语原解》,以今日时局之艰,而乃耽治此不急之务,良可愧赧。然既已为之,则亦欲过而存之,敢以原稿就正于先生,视其有发表之价值否?又其中有误谬之点否?乞为纠正。国学萎微之今日,其在此间人士,非先生无以教之,若谓可发表,则请赐以序言(不拘长短),以为光宠,不胜翘企。弟于此学幼而好之,然固匪有心得,近年抛弃已久,益以荒落,东中士夫其粹于此者,惟章太炎,然以政见歧殊,久不闻问,先生能居间以就正于彼(若太炎肯为叙,亦学问上一美谈,尤所愿望。政见与学问,固绝不相蒙,太炎若有见于是,必能匡我不逮,而无吝也。[3]

梁启超认为,以数十条札记合成《国文语原解》一文,实则为举世不治之学,而不是玩物丧志。国方多难,发扬《汉志》之所谓小学者,或可以将枯燥无味的文字学发扬光大,在思想界中大放异彩。在文章中,梁启超写道:“人之有语言,所以秀于万物乎!”“与语言相辅而广其用者曰文字,时地间阂,语言用穷,有文字则纵横万里之空间、上下百代之时间。”[2]今所存世界之文字有数十种,大概可分成两派:衍声和衍形。衍声派有腓尼西亚、希腊、罗马等国家;衍形派有巴比伦、埃及、中国、日本等国家。梁任公断定人类是先有语言然后有文字的,当造一文时,必先有其口中以命此物之音,然后写其形以实之。他认为指事、会意二类字最为先民思想之所寄,因为象形、形声多从客观出发,而指事、会意是从主观出发。

梁启超所理解的“国”字。国,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会意,一地点也。这是造字最精辟的一个字。从口,古者多以口代人;从戈,人在地上,以戈守之,这是最正确的“国”字的解释。而近代的学者认为国家之要素有三:曰领土,曰人民,曰主权。这与“国”字的释义不谋而合,实在精妙。

(三)对《中国古代币材考》的研究

《中国古代币材考》,1908年写完,发表于1910年创办的《国风报》第一年第七号,全书分为贝、龟币、皮币、粟帛布、禽畜、器具、珠玉、结论等八个章节。

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写到货币有四个“职务”(功能或功用):交易媒介、价值尺度、支应标准和价格贮藏。中国的币材从上古的贝币到皮币,到珠玉,到铜银,他认为这是一系列历史进化的过程:“考古代凡滨海之国,其人民皆喜用贝壳以为币材。西史所述地中海沿岸诸民族用贝之迹,历历可稽,即今日印度洋、南太平洋诸岛民,尚多用贝者……而用之最盛者,则莫我中国古代矣。”[2]考证古代人民喜用贝币的六项原因:其一文采斑斓,民所同嗜;其二贝质坚致,可经久不坏;其三体小便携,适为交易媒介;其四大小相似,可为价格标准;其五不能以力制造,价格比较稳定;其六比采矿范金为事较易,用贝易于用金。

梁启超认为:粟曾为货币,“吾国古代,常以粟及布帛缣绢等为币。此虽近于实物交易,然亦有当别论者。盖彼时之粟帛等,兼有两种资格:其一为直接消费物品之资格,其二则为币材之资格也。”[2]在古代早期,粟还是问卜祀神之物——《诗经》有云“握粟出卜”。夏朝国君少康以粟酿酒,成为中国酿酒业的先祖“杜康”。此后,“粟”成了中国文化的特有元素,深深印刻在从制度到文化——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梁启超的经济面向》一书中,赖建成对照梁启超此文的每一个章节进行分析,批判较多。他认为梁文中的许多观点都很牵强附会,甚至是引用《易经》里面的解释都不太正确。[4]毋须讳言,梁启超的这篇《中国古代币材考》严格来说并不属于国学的范畴,其中对各时代货币的形式理解可能并不太确切,有些只是充当一部分货币的职能,但并不是货币,譬如龟币。龟币在《易经》里面是占卜所需要的东西,《说文解字》和《礼记》都以龟为宝,所以龟不可能沦为货币,因而他把龟币作为货币的观点是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

(四)对《读〈孟子〉界说》和《读〈春秋〉界说》的理解

早年梁启超深受其师影响,对儒经和儒学的态度与康有为相类。在康氏《孟子微》撰成之前,他曾有《读〈孟子〉界说》一文,是其最早阐发《孟子》的专文。所谓“界说”,是对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外延,给予确切简要的说明。事实上,《读〈春秋〉界说》与《孟子微》构成了清末民初改良思潮下的《孟子》研究的主要文本。

《读〈孟子〉界说》就是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讲稿,共分十五个专题,刊载于《清议报》第2122册,未署名。在文章当中,梁氏将《孟子》和《春秋》联系起来,认为《孟子》所蕴涵的思想,其实就是《春秋》中蕴涵的大同之义。明晓《春秋》和《孟子》,并与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相结合,就能达到大同之境。可见,梁启超《读〈孟子〉界说》一文,着力宣讲师门“大同”之学说,是为变法服务。

《读〈孟子〉界说》的内容大致分为四条:

第一,说明须读《孟子》之原因。因为孟子为孔教中一派,“于六经中其所得力在《春秋》”[2],《孟子》中所言一切仁政皆本于《春秋》。因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所以,孟子之言即孔子之言,学孔子者当先学孟子。

第二,说明《孟子》宗旨之所在。孟子一切学问总宗旨是“仁义”,一切义理制度,皆从此出;孟子的经世宗旨是“保民”:“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政,皆以为民也。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殆庶近之。惜吾中国孟子之学之绝也。”[2]《孟子》传教宗旨是“距杨墨”,内学宗旨是“不动心”。

第三,重点阐述《孟子》所含“大同之义”。《界说》中的四、七、八、九、十、十一均是关于大同的阐述:“孟子于《春秋》之中,其所传为大同之义。”[2]“孟子言无义战,为大同之起点。”[2]“孟子言井田,为大同之纲领。”“孟子言性等,为大同之极效。”[2]“孟子言尧、舜,言文王,为大同之名号。”[2]按照梁启超的“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三世说,大同世即太平世。

第四,“孟子之学,至今未尝一行于天下”[2],“斯亦圣教之大不幸也”,所以必须张扬孟子之学。[5]

梁启超极力宣扬“以救天下为心”的孔孟仁政,以及孟子“仁义保民”的经世宗旨,并重点阐述了《孟子》中所包含的“大同之义”。而他之所以这么费力地宣传大同之义,实际上是为了改革现状,实现由“一君为政之世”到“民为政之世”的政治理想。作者断言“孟子于六经之中,其所得力在《春秋》”,“于《春秋》之中,其所得力在大同之义”。要“渐入大同之域”,就要“自孟子以求孔子”。梁启超写有《读〈孟子〉界说》,是为其维新变法、改革现状进行舆论宣传,此书旨在阐发孟子学说,为维新变法提供一种理论根据。

《读〈春秋〉界说》八篇,写于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全力追随康有为,是一个坚决的保教派。《读〈春秋〉界说》更发挥了康有为的观点,认为:“《春秋》立三世之义,以明往古来今天地万物递变递进之理,为孔子范围万世之精意。”孔、孟是儒学源头,王、黄、顾是明末清初的儒家,一头一尾的古代儒家代表人物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主张均与西方民权民主之说相契合,因而成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言民主民权的宝贵的思想资源,也是时务学堂的教习们向其弟子们讲授的重点内容。所有的教学,在内容上都指向了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

《读〈春秋〉界说》内容可归纳为两个方面:

第一,强调“《春秋》为孔子改定制度以教万世之书”。其论述的逻辑是:《春秋》损益百王,斟酌三代,垂制立法,以教万世;惜“王者不能自举其职”,不为时人所用;孔子因不得施展其改制抱负,故发愤而作《春秋》,期望以此来实现其理想;后世士大夫亦觉当时的制度“有未善处,而思有以变通之”。这实际上是其师康有为“孔子改制说”的翻版。

第二,强调要“明义”,即界说二和界说三的内容。《春秋》是明义之书,而不是记事之书。理当辨明“义与事之界”,从而体会其微言大义,以便于引申出一套社会发展进步和改革的理论。[5]

(五)对《中国法理学发达史》的解析

《中国法理学发达史》开笔于1904年,1906年才写过半,文中主要从法的起因、从文字学方面理解“法”之起源、诸子学派(儒道墨等)对法的理解以及近代法治主义的产生发展历程等几个方面来论述。

其一,法理学存在的必要性。近世法学家称世界有四大法系,其一为我国之法系,源远流长且仍繁荣适用,应自豪也。有法系则必有法理以为之源,故研究中国之法理学。

其二,法律和法理,孰先孰后?此乃一大问题。近世学者认为法律是发展延伸出来的而非创造的,因为法律大部分是从习惯累积而经国家承认而来,跟十七八世纪的欧洲的习惯法到成文法的演变很相似。

其三,法之起因大概源于社会需要。三代时期,皆崇尚礼治;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迁剧烈,诸家学说纷呈,法治思想开始萌芽,盛于法家一派。法治思想的发展历经曲折,其中礼治思想为一大阻力,另一个原因是法家与儒家的国家利益相矛盾,不能调和。

其四,梁任公引诸子经典来阐述儒、道、法、墨四家对法的理解,将放任主义、人治主义、礼治主义、势治主义和法治主义相比较,阐发法治主义发生的原因、内容和作用。儒家其实是人治与法治相结合,而法家排斥人治主义。[6]P521

梁任公在文中解释了法、刑、律、典、则、式、范等字,多出新意。譬如其讲解“法”字:古金文“灋”,会意字,左右结构,从氵、从去。《说文解字》:“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去。”中华祖先在创构“法”字上,其渊源颇具智慧和神话色彩。“灋,这字从廌去,以代表判断曲直的法律;又从水,是比喻其平如水,省廌写作法”。《说文解字》释为:“灋,解廌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在东汉许慎看来,“灋”字的造字构意,源于一个历史传说:春秋战国时期,齐庄公有个叫壬里国的臣子,与另一位叫中里缴的臣子打了三年官司。因为案情难以判断,齐庄公就让“廌”,即神兽獬豸,来听他二人自读诉状。结果壬里国的诉状读完,獬豸没有什么表示,而中里缴的诉状还没有读到一半,獬豸就用角顶翻了他。于是,齐庄公判决壬里国胜诉。这种以角触断罪的方法,被古人用“会意”的方法放进了“灋”字的构形之中。

在文中,梁启超深入讨论了诸子百家的法治思想,引经据典,解释到位,可见作者学识之渊博,活学活用,将古代与当代进行比较,将中国与外国进行观照,一代宗师的学术气象从中可见也。梁任公觉得当今为中国法学革新之大好时代,必须深察中国民心,采集西人之长,惟适是求,大兴研究法理之风,复兴中国法理学。《中国法理学发达史》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探讨法理学发展的著作,也为后世研究和写作中国法理学史提供了范例。

《国学蠡酌》一书中,收录的每篇文章都是梁启超的心血。虽然内容无甚联系,但是这6篇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中国的传统经典中抽出“与时俱进”的思想来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相结合,并大力宣传,以此来推动资产阶级在中国的改良。这体现了梁启超的文章为政教服务的特点。其前期和后期的行事和文章风格都有变化,毛泽东评价他虎头蛇尾,是有一定道理的。梁任公前期文章清明,积极推动维新运动,但是自流亡日本归来后,加入了段祺瑞政府,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其文章不免沾染了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功利思想。

《读〈孟子〉界说》和《读〈春秋〉界说》,是梁启超为维新变法、改革现状进行舆论宣传的武器,旨在阐发孟子学说,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根据。他在湖南时务堂的所有的教学,在内容上都指向了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其在《中国古代思潮》中提出孔学归结于君权的看法,各书刊纷纷发表文章议论,反对用孔子礼教来统治人民,借此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学说。梁启超在写《中国古代思潮》时,有着明显的缺陷,他写每个时代的思想,只是将主流思想写出来,就如同我们所说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样,并不是汉代只有赋、唐代只有诗没有词,而是提炼出某一个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的文学形式。梁启超也是这样,只是将每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列出来,并没有提到其余的学术思想,这样的话,读者就不能从中知晓一派学术思想的完整传承体系了,这以偏概全是梁任公的缺点。

虽然说梁启超在本书中的一些学术观点仍有不足,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他的才华,博览群书,一生勤奋,不曾忽略过读书求知和学术研究,这是国学大师的模样。梁启超的著作之多,范围之广,更是体现了其眼界之广,思维之开阔。且书中许多写作方法,如将中国与外国进行对比,近代与古代进行观照,横向与纵向都不曾忽略,这是他的思虑周全、心思缜密的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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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大华.湖南时务学堂研究[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5.

[6]孙国华.中华法学大辞典(法理学卷)[Z].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

(责任编校:张京华)




收稿日期20181227

作者简介:朱梦雅1999-),女,江苏淮安人,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2017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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