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史研究的一缕清风？

——读新出《中国经学史大纲》

张京华

（湖南科技学院 国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摘 要：台湾学者叶纯芳所著《中国经学史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出版，以承袭民国时期的研究传统和成果的台湾学界的经学史为特色，实则对于民国经学与台湾经学的研究和推介，均感不足。文章系针对《中国经学史大纲》的批评性书评。

关键词：《中国经学史大纲》；民国经学；台湾经学 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8）03-0001-04

新出叶纯芳著《中国经学史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大纲》），原为北大历史学系中国经学史课程讲义，篇幅厚重，风格新颖，著作难得。封面、扉页及各页书眉均有一甲骨文“鹿”字图案而左右方向相反，别致，但不知是何寓意。

前言、内容简介、编辑推荐中均突出《大纲》“承袭民国时期的研究传统和成果，台湾学界的经学史研究一直不曾中断，经学史课程作为高校中文系的必修课程，亦形成了成熟的教学规范”，因此“《中国经学史大纲》以台湾所出版的经学史书籍为主确定基本内容架构”。学者每称台湾为经学圣地、经学王国，得知这个信息，感觉是在经学史的研究上终于吹到了一缕清风，待到通读一过，乃知其实不然。

一 《大纲》文本的讹误

《大纲》宋代经学年表只有北宋（《中国经学史大纲》第277页，以下省略书名），南宋经学与金、元同列一表（第325页）。

明代经学年表列顾炎武，清代年表不列，正文则称“清初顾炎武”（第368页），论“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评价”亦首引顾炎武（第410页）。

清代经学部分，只言刘逢禄、魏源、康有为一系今文家，不言俞樾、章炳麟一系古文家。只在清代经学年表中提到章炳麟，错成“张炳麟”而且重复两次（第416页）。

清代亦不言章学诚。

引文偶有笔误，如引《仪礼》“以授尸坐取箪兴”，误作“授屍”（第369页）。

文献学研究原本最重逻辑性，而《大纲》“引用与参考近人书目”最驳杂。分类为“通论”、“断代”、“文集”、“论文”四项。“通论”中包含通史，史、论不分，而实际上经学研究通常总是分为经学史与十三经通论两大部分；缺裴普贤《经学概论》，却有乔衍琯《书目二编叙录》（目录书并非通论，且乔书名为《书目初编叙录》、《书目续编叙录》、《书目三编叙录》、《书目四编叙录》、《书目五编叙录》，无“二编”），又有顾迁注译《孝经》。“通论”中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当入“断代”，与王利器《经典释文考》同；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亦当入“断代”，与乔秀岩《义疏学衰亡史论》同。“文集”中列入乔秀岩《北京读经说记》亦不类，“文集”名称在此即不确。

列举版本有不佳者，王国维《汉魏博士提名考》用台湾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本而不用《遗书》、《全集》本。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中译本用台北古亭书屋影印本，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用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用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本，其实民国初版均易寻获。

王静芝《经学通论》，正文介绍为1972年7月版（第8页），书目著录为1982年版。

“孙俍工”误作“孔俍工”，屈万里《诗经诠释》及《先秦文史资料考辨》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均误作“联津”。

二 《大纲》结构的偏颇

《大纲》第一章最特殊，奈何设置有余，内容不足。

第一章讨论“中国经学通史教材的历史”，民国、台湾、大陆分述，台湾部分又分为“经学通史”、“经学通论”、“以经学史论文集形式呈现的经学史”三类。虽然名实混杂，但符合现代经学教材的事实，因为著名的刘师培《经学史教科书》虽有教科书形式却并非学校指定教材，而学校授课也不一定只用讲义、教科书而不准读通史、通论。

大陆惯称的晚清民国时期，《大纲》称为“中国经学通史教材的基础”（全书不用“民国”一语），列出的书目有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皮锡瑞《经学历史》（包括周予同注释本，但不及皮氏《经学通论》）、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包括新版遗稿整理本）和甘鹏云《经学源流考》。

既然不计较史、论、讲义、教材的区别，那么首先民国、台湾、大陆这三部分可谓不成比例。

台湾部分只及李威熊、裴普贤、王静芝、叶国良四家，其实至少还有孙雨航、刘百闵、钱穆、徐复观、高明、胡楚生数家。

晚清民国部分仅及皮锡瑞、马宗霍、甘鹏云三家，其实尚有三十余家。（林庆彰先生主编之《民国时期经学丛书》通史、通论二十余家，虽不完备，亦足参考。）

大陆部分尤其缺略，仅及范文澜、吴雁南、何耿镛、姜广辉、许道勋，后二书仅著录书目而已，此一节篇幅不足二页。

晚清民国经学著作总计当在四十家以上。刘师培、皮锡瑞、甘鹏云、康有为、范文澜、周予同、马宗霍外，王舟瑶有《经学讲义》，陈汉章有《大学文科中国哲学群经讲义》和《经学通论》，江瑔有《新体经学讲义》，王国维有《经学概论讲义》（孙常叙有《笺证》），马裕藻有《经学史讲义》，关文英有《经学教科书》和《经学教科书参考书》，都是真正的经学教材。叶德辉有《经学通诰》，章炳麟有《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邬庆时有《经学导言》，廖平有《经学初程》和《今古学考》，蒙文通有《经学导言》和《经学抉原》，龚遵熙有《经学义例举要》，熊十力有《读经示要》，唐文治有《十三经提纲》，龚道耕有《经学通论》，伍宪子有《经学通论》，刘异有《经学概论》，高鸣剑有《经学纲要》，陈钟凡有《经学通论》，胡熊锷有《经学通论》，李松伍有《经学概论》，陈廷杰有《经学概论》和《经学源流》，朱剑芒有《经学提要》，姚永朴有《经学举要》，陈鼎忠有《六艺后论》，钱基博有《经学通志》，李源澄有《经学通论》，徐敬修有《国学常识•经学常识》（单独一册），顾荩臣有《国学研究•经部》（单独一册），吕思勉有《经子解题》，朱自清《经典常谈》，卫聚贤和蒋伯潜各有《十三经概论》，蒋伯潜、蒋祖怡又有《经与经学》，陈燕方则有《经学源流浅说》。普通经学教材有汪国镇《经学概论》、灿材《吉安中学堂修身经学讲义》、上海越社《蒙学五经教科书》、陆基《蒙学经训修身教科书》、马贞榆《两湖文高等学堂经学课程》。刘异为武汉大学教授，《经学概论》二卷以骈文写就，卓然一大著作家。又章学诚《文史通义》虽在清中叶，但叶长青《文史通义注》则为民国著作。

范文澜1940年在延安《中国文化》上连载《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同年9月毛泽东有关于经学问题给范文澜的信，1963年又有《经学讲演录》。但并不能因此便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放在“大陆出版的中国经学通史”中。（范文澜还有《群经概论》，北平朴社1933年版，《大纲》未提。）人称“周予同和范文澜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研究经学史的两位大家”，《大纲》却是在民国时段援引周予同《经学历史》注释而批评皮锡瑞的今文立场“每每不能客观记述实事”，另外在大陆一节以“承袭范氏的论点”而将众多著作一律断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研究中国经学”，并且其中就包括周予同经学的继承者许道勋，同时却避开周予同在49年以后出版的多种经学著作。大陆的学术著作谁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又何妨研究古典经学？《大纲》作者已在大陆任职，对此尚存耿耿，将何以度日？

《大纲》“又参考日人经学史著作中译本”，但将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东京弘文堂1927年原版）的两个中译本放在民国，而将林庆彰、连清吉所译安井小太郎等三人的《经学史》（大东文化学院志道会研究部1933年原版，台北万卷楼出版公司1996年中译本）加在台湾部分。其人则日本，其时则民国，台湾只是出版了译本。若如此，则叶国良、夏长朴、李隆献的《经学通论》2016年已有了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简体版，可否便算作大陆著作了呢？况且日人经学史也不只本田、安井二家，泷雄之助《支那经学史概说》东京大明堂1934年原版，1941年有陈清泉中译本。按本田、安井、泷雄三人大约同时，本当专设日人经学史研究一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出版《日本中国经学研究三种》，含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江侠庵译本、泷雄之助《支那经学史概说》陈清泉译本。）

三 《大纲》引介台湾著作薄弱

李威熊（1938-）《中国经学发展史论》以十年之力完成上册，1988年出版，作者自言“多年来担任行政工作”（《序》），虽《大纲》祝愿“直到今日，我们还引领企盼下册的出版”，恐怕已是不可能之事。

台湾辅仁大学教授王静芝（本名王大安，1916-2002）所著《经学通论》，标明“部定大学用书”、“编审委员会主编”，精装二册，是标准的经学教材，不过距离初版的1972年也够久了。

裴普贤（本名裴溥言，女，1921-2017）《经学概论》本为菲律宾华侨师范专科学校讲义，先在《新闽日报》连载，其后才由台湾开明书店、三民书局出版。

叶国良、夏长朴、李隆献《经学通论》为1994年三人在中空大学的讲稿，叶国良、李隆献二人同时另有《群经概说》一书。叶国良另有《经学侧论》，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林庆彰先生对经学研究贡献甚巨，但其《中国经学史论文选集》收文94篇，虽然《大纲》专门为此添加了“以经学史论文集形式呈现的经学史”一个体例，但台湾学者只收李伟泰（台湾大学）、叶政欣（成功大学）、王熙元（台湾师范大学）、王明荪（中国文化大学）、蔡仁厚（东海大学）及林庆彰本人共计六人，其余均为大陆学者（任铭善1949年以前在浙江大学，以后在浙江师范学院，《选集》以大陆和台湾为限，但所收任铭善一文为1947年浙江省图书馆编《图书展望》文章，则逸出范围之外），无论如何也不宜充作台湾经学了。

但台湾经学著作实不只于此。

《大陆杂志》的《语文丛书》，1963年出版第一辑第一册《通论•经学》，1970年出版第二辑第一册《通论•经学•哲学》，后又出版第三辑第一册《经学解诂•诸子》。

刘百闵《经子肄言》，报纸副刊专栏连载，香港学不倦斋自刊，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64年出版。刘百闵《经学通论》，1970年台北国防研究院出版部出版，分为经学、经教、经典、经师、经文、经训、经义、经行、经术、经籍、经刻、经译共十二目，799页，钱穆作序称之，原为香港大学讲稿，但在台湾出版，准裴普贤之例，应当在关注之内。孙雨航（1890-1984）《群经述要》，1968年台北德志出版社出版，共三编三十一章，88页，线装直排，纯然为一著作。司徒政《经子斠言》，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张其昀、刘伯骥序。司徒政为吴康弟子。

钱穆《经学大要》，2000年台北素书楼出版，由1974年中国文化学院讲课录音整理而成，共32讲，626页，为治经者不可回避之书。

高明主编《群经述要》，1979年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卷首有主编介绍云：“于师范大学创办国文研究所，大部分国家文学博士均出其门下。”书中各经述要作者有胡自逢、许錟辉、于大成、周何、王关仕、罗宗涛、林平和、李振兴、吕凯、王熙元、曾昭旭、李威熊、简宗梧、陈飞龙十四人。高明《高明经学论丛》，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另有《高明小学论丛》、《高明孔学论丛》。）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1982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专题论文集。

胡楚生《经学研究论集》2002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经学研究续集》2007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专题论文集。

此外又有卢元骏《五经四书要旨》，三民书局1972年版。褚柏思《六经道论》，台湾开明书店1971年版。褚柏思《经论序跋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年版。黄彰健《经学理学文存》，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简博贤《今存三国两晋经学遗籍考》，三民书局1975年版。简博贤《今存南北朝经学遗籍考》，黎明文化公司1975年版。王静芝等《经学论文集》，黎明文化公司1981年版。程兆雄《五经大义》，明文书局1988年版。洪乾佑《汉代经学史》，国彰出版社1996年版。胡自逢《五经治要》，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版。张宝三《唐代经学及日本近代京都学派中国学研究论集》，里仁书局1998年版。冯晓庭《宋初经学发展述论》， 万卷楼图书公司2001年版。季旭升《群经总义著述考》，鼎文书局2003年版。国科会编《台湾学术新视野：经学之部》，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龚鹏程《六经皆文：经学史•文学史》，台湾学生书局2008年版。田富美《乾嘉经学史论：以汉宋之争为核心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2013年版。杨儒宾《从〈五经〉到〈新五经〉》，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年版。程元敏《先秦经学史》上下，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林庆彰主编《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辑刊》中，有何广棪《陈振孙之经学及其〈直斋书录解题〉经录考证》，林文华《戴震经学之研究》，黄佳骏《孔广森经学思想研究》，宋惠如《晚清经学思想的转变：以章太炎“春秋左传学”为中心》，司仲敖《钱大昕之生平及其经学》，杨锦富《阮元经学之研究》，均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潘美月、杜洁祥主编《古典文献研究辑刊》中，有陈恒嵩《〈五经大全〉纂修研究》，车行健《毛郑〈诗经〉解经学研究》，王淑蕙《董仲舒〈春秋〉解经方法探究》，亦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

此外，程发轫有《六十年来之国学》第1册《经学之部》，正中书局1972年版。林庆彰有《五十年来的经学研究》，台湾学生书局2003年版。

近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台湾国学研究丛书》内有张宝三《五经正义研究》，李振兴《王肃之经学》，李云光《三礼郑氏学发凡》，程南洲《东汉时代之春秋左氏学》，黃庆萱《魏晋南北朝易学书考佚》，均为经学著作。

《大纲》说，“目前两岸的交流虽然日渐频繁，但在大陆想要蒐集到台湾的经学论文，仍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根据以上介绍的台湾出版的几种经学通史书籍作为基础，加上自己所蒐集到的台湾地区和日本研究经学的相关材料，编写上课讲义”（第12页）。实则两岸交流没那么困难，顾涛2013年8月在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经学史，已经在参考书中指定李威熊《中国经学发展史论》（上），和叶国良、夏长朴、李隆献《经学通论》的大安出版社版本（见人人网日志•清华大学历史系-公共主页）。而论文使用之不易乃因著作权保护，林庆彰先生当年编《中国经学史论文选集》就已经犯规了。但看《大纲》“参考书目”（内有论文，故当称“参考文献”）的22篇论文，除了作者自己的3篇，林庆彰2篇，张广庆2篇，许华峰、陈秀琳、蔡长林、郜积意、冯茜各1篇以外，其余均为译文或大陆论文，其中台湾论文半数发表在林庆彰主编的《经学研究论丛》上，且张西堂一篇《三国六朝经学上的几个问题》为1935年的旧文。可以说《大纲》所给予读者的台湾经学论文信息并不多。

四 《大纲》宗旨不明，体例不当

李威熊1975年在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的博士学位论文《马融之经学》由高明教授指导，叶纯芳则为林庆彰弟子。实际上台湾经学自俞越——章太炎——黄侃——高明——李威熊为一系，自廖平——康有为——顾颉刚——林庆彰——叶纯芳为一系。二者主张不同，《大纲》但能记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仅过录章节，对其渊源宗旨完全没有分析。就《大纲》第一章而言，只感觉台湾经学之片段不成气候，却看不到它的“成熟”与“规范”。

台湾的经学研究承接民国而略多疑古之风，《大纲》第二章“经书与孔子”仅7页，认为删《诗》、《易传》“无法说明是否为孔子所为”(第17页)，三传作者“几乎都是无名英雄”(第19页)，第三章又谓“经书的来源与作者，大部分皆已不可考”（第20页），确乎带有台湾之风。

孔子以下各章多引李霖《宋刊群经义疏的校刻与编印》（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廖明飞《仪礼注疏合刻源流考》（北京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顾永新《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时代的传刻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忽而转成北大风格。

可知《大纲》的重点只在石经、雕版部分。由其擅长图表、书影及往往有大段引文而言（当然都很有用），该书并不适于称为“大纲”。《大纲》不言孔子前古六经，亦不言出土楚简（其余如“《诗经》释名”一目只有三行字，第35-36页），其书名为“经学文献学史”或“经学文献刊刻史”为宜。

五 《大纲》暗含不言之隐

作为一位研究经学的学者，自然特别强调态度的公允。《大纲》自称“我们没有任何特定的立场与好恶”，“重视客观的读书方法”（前言第1页），这也是读者所期待的。

《大纲》对裴普贤《经学概论》有特别的好评，说：“本书最具时代意义者在最末一节‘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与经学新方向’”，随后有大段引文（第7-8页）：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经学，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曾一度受人鄙弃。因为部分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喊出了‘反对礼教’、‘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要中国文化全盘西化，而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去。……有识之士有鉴于此，继以礼义廉耻四维为骨干的新生活运动的推行之后，又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倡导。……四书五经，是中华文化的基本典籍，配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推进，今天研究经学也有了新的方向：第一，继承并扩大清儒治经的路线，充分应用科学的方法整理经籍成为有系统的书，让孔孟儒家的伦理学可以明白浅显地为世人所认识。第二，将经书中讲到民主与科学的地方予以阐述，为继续发扬民主与科学二者奠立基础。第三，为经书作新注与新译。”

以上是裴普贤《经学概论》2006年三民书局六版一刷本的结论部分，《大纲》据以引用，但《大纲》介绍的本是裴氏《经学概论》的1969年台湾开明书店版，《大纲》作者恰在此年出生。这个年龄段的人都熟悉当年的时局，也都会待之以历史的态度。不过三民版对开明版中的裴氏这段话颇有删改，删改之处恰在《大纲》标出的2处删节号前后，以及下文“第一”、“第二”的句末。这些隐去的文字内容《大纲》作者自知，北大历史学系后生学子则不知。这却不免显现出《大纲》的主观倾向，暴露出所谓客观派口头客观实际主观的做派，甚至是有意识的欺人之心了。难道删除了主观词语就可以变成客观方法了？

现在来还原裴普贤的原文：

第一处删节号原文是：“当时一般人的眼睛里，只要是外国的东西都比中国好，所以连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而且新的总比旧的好，所以越新越好。而外国顶新的是俄共无产阶级专政，于是当时提倡新文化的目标虽在介绍西洋的民主与学科，但在中国民族文化，固有道德失去维系社会人心，而适当的新文化基础还未建立起来之际，国际共党的魔手便乘虚而入。他们用暴力与欺诈的手段攫夺了政权，在神州大陆上施行那反伦常反人性奴役人民的暴政，陷大陆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结果是西洋文化中民主与学科之长未能移植中国，中国文化固有的优良传统，却被摧残殆尽。”

接着“有识之士有鉴于此”一句，原文是“蒋总统有鉴于此”。

第二处删节号原文是：“因为军事反攻，必先之以政治反攻，而政治反攻必建基于文化的革新。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目标，就在中华固有文化的革新和匪伪思想毒氛的扫荡廓清啊！”

下文“第一”句末是“陈立夫先生的《四书道贯》，便是朝这方向努力有成的著作”，“第二”句末是“蒋总统的《科学的学庸》，便是这方面的范作”。

（说明：本文部分内容曾在《中华读书报》刊载。）

（责任编校：周欣）

收稿日期：2017－11－2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经学之开山”（项目编号14BZX05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鼎革之际的学术范式”（项目编号12YJA770053）；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历代道南文献研究”（项目编号16WTA19）。

作者简介：张京华（1962－），男，北京人，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濂溪学研究会会长，湖南省濂溪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