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起鹏及其《国学讲义》

傅宏星

（湖南科技学院 国学院，湖南 永州425199）

摘 要：江起鹏是浙江近代史上一位不该忘记的历史人物。由于得风气之先，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另一方面出版救国，在思想、文化、教育、出版等多个领域都有不俗的表现与贡献。其中由他编写的《国学讲义》一书，正式出版于1905年3月，是晚清国粹派最重要的国学讲义之一，同时也是近代第一部国学概论类著作，见解独到，议论精审。不仅给当时青年提供学习国学的方法，指示门径，而且书中所讨论的内容多涉及当时西化东来后中国学术绕不开的话题。时至今日，重读这部书，仍能给我们诸多的启迪与帮助。

关键词：江起鹏；《国学讲义》；奉化龙津学堂；新学会社；国学学科划分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8）07-0047-07

引 言

奉化江起鹏是近代宁波地方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角色。他在学生时代问业于辨志精舍，与章炳麟、陈汉章等国学大师为 同窗，课试不见得差多少，但后来的名声却比二者小了很多，简直没法比。他思想新潮，锐志改革，不仅在留日学生杂志《浙江潮》“创刊号”上发表《新奉化歌》，吹响了浙江近代史上社会改革的第一声号角，一时脍炙人口，而且撰写了《大改革之三政案》一书，向清廷泣血进言，改历法，变服制，兴语学，革新步调之大胆，令人咂舌。三十二岁那年，江起鹏出任奉化龙津学堂教席，不久参与筹备奉化教育研究会，据说他教过的学生中有一位叫蒋志清（字介石）。江氏又是著名的上海新学会社的创办人之一，可能还一度出掌过总编辑之职，因为得时代风气之先，编新学教材，译辞书地图，传播西学，名声显赫。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奉化籍文化人、出版家，看似前途光明，不料中年以后他却主动退出如日中天的上海出版业，从政做了一名小之又小的刀笔吏，默默以终，弄得名不见史传，字已被淡忘，现在甚至连宁波本地的文化学者都搞不清其人的履历与贡献。你说奇怪不奇怪？

作为近代宁波新学的中心之一，奉化龙津学堂（即今奉化第一中学）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锦溪书院改制而来，是浙东地区最早出现的新式学堂之一。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学堂正式开学，仿日本学制，分别有普通科和师范速成科，课程计有十五门，即伦理、国文、教育、政法、历史、地理、论理、算数、代数、几何、理科、英文、日文、图画、体操等^[1]P18，新颖别致，与传统书院的教学内容大异其趣。这样的中学课程设置，在今天看来，虽然算不上稀奇，但是在当时可谓“前无古人”，无异于平地起惊雷，震撼了世人的认知。1905年，龙津学堂改名为龙津中学堂，次年由绅办变为官办。1910年，龙津中学堂又改为龙津高等学堂。进入民国之后，与凤麓学堂合并，更名为奉化县立高等小学校，百年名校，历经坎坷，直到今天。

江起鹏早年的国学研究与教育活动，伴随着奉化龙津学堂的创办而开始，必然受到当时日本“国学”思潮和留日学生群体的影响。

众所周知，日本自明治维新前后，同样面临着西学大举入侵的窘境，厥后武士道、大和魂等所谓“大日本主义”的出现，力挽狂澜，维持了国民的文化心理均势，于是，按当时留日学生的说法：“国粹主义”遂战胜“欧化主义”矣。一方面，日本因向西方列强学习科学技术而强盛；另一方面，本国的历史传统也因国粹主义而得以保存。故而，东邻日本的“国学”、“国粹”观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江起鹏尝言：“夫一国之所以盛强，必有一国固有之道德之历史以为之桢干，俨然有神圣不可犯之精神，乃能吸受一切，图战胜于世界。不然，有客观的而无主观的，虽曰日进于文明，亦为奴隶之文明已尔。”^[2]P100-101其强调“一国固有之道德之历史”在各国文明进步中的主体地位，有之，“乃能吸受一切，图战胜于世界”；无之，“虽曰日进于文明，亦为奴隶之文明已尔”。一针见血，认识不可谓不深刻！此外，通过大批留日学生的亲身体验，借镜自照，1903年前后，除了少数人如黄遵宪曾凸显了在当时情境下倡言“国粹”有可能阻隔“西学”输入之潜在顾虑之外^[3]P8，大多数国粹派人物如邓实、许之衡、江起鹏等人都断言“欧化主义”与“国粹主义”并不对立，完全可以“相持并进”、“相行益彰”，倡导“以补救为辅翼”的改革策略，认为这是“言国学者之精神”也。

一 江起鹏生平著述与新学会社

（一）生平简介

江起鹏（1870－？），字内民，号南溟，浙江奉化县江口镇人。幼从族兄、近代著名学者江迥学习经史，后问业于宁波辨志精舍。清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宁郡院试考中秀才，由浙江学政陈大宗正取经解二名，备取三名；正取古学三名，次取八名，其中包括江氏，备取九名；算学正取一名，备取一名。^[4]1902年，江起鹏与孙振麟、长兄江起鲲（1864-1925）等奉化同人创办宁波新学会社，传播新学，鼓吹革命。大约在1910年前后，自费留学日本。先后执教于奉化龙津学堂（1902-1906）、浙江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5前后）、杭州浙江医药学校（1922前后）等学校。中年以后从政，出任温岭县署秘书、两浙盐运使署秘书^[5]512、安徽省教育厅主任秘书^[6]，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政绩。因为早年的名声和贡献，他与江迥、江起鲲并称“奉化三江”。大约到了抗战期间，江起鹏已经是一位古稀的老人，默默以终，卒年不详。著作有《国学讲义》（1905）、《女子历史教本》（1909）、《大改革之三政案》（1910）、《精选韩柳欧苏文钞》（1911）、《幼稚教育法》（1911）、《幼稚教育教授法》（1911）等，皆由上海新学会社出版。

江氏的著作，一般署名“江起鹏”，且均由上海新学会社出版，独一无二，很容易辨识。而他的文章，则喜欢用“南溟”和“内民”，尤其是前者，同名颇多，不易判断。至于江起鹏的生平史料，早期多称名不称字，后期则称字不称名，往往片言只字，语焉不详。考诸晚清与民国时期，国内至少有三个“江起鹏”，按齿序排列：一为广东籍，即广州花都人江起鹏（1864－1953），曾留学美国波特兰理工学院，后被清廷授予工科举人，译有《电子磁学全书》，名声最大；二为浙江籍，即奉化人江起鹏（1870－？），他早年从事教育、出版工作，中年后则淡出上海出版业，如今几乎都被人遗忘了；三为江西籍，即景德镇人江起鹏（1878－1960），早年就读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史地科，在办学兴教方面有功于桑梓，至今还常常被后人提及。三人年辈相接，皆有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故而极易混淆。曾有人撰文写道：“如广东学者江起鹏1905年出版的《国学讲义》，首章就是《研究国学之方法》。”^[7]诸如此类，张冠李戴，任意附会，多有见于今人之文章者。

1891年，宁波知府宗源瀚在辨志文会的基础上创办辨志精舍，继续以汉学、宋学、史学、算学、舆地、词章课士，每季考试，分为超等、特等二级给予奖励，一时青年才俊云集于此。江氏兄弟（江起鹏、江起鲲）亦来此问学，同窗中有章炳麟、陈汉章等人。现据《申报》相关报道，与此四人相关者简述如下：（1）癸巳（1893）春季课案：江起鹏得到舆地超等，江起鲲得到舆地特等。^[8]（2）癸巳（1893）夏季课案：江起鹏得到汉学特等；陈汉章得到汉学、宋学、史学、舆地四个超等。^[9]（3）甲午（1894）秋季课案：江起鹏得到汉学超等，江起鲲得到汉学特等；^[10]（4）乙未（1895）夏季课案：江起鹏在汉学、宋学得到超等，舆地得到特等；章炳麟仅得到一个汉学超等。^[11]（5）乙未（1895）秋季课案：江起鹏得到汉学特等，舆地超等；陈汉章得到汉学、史学、舆地、词章四个超等，宋学特等。^[12]（6）乙未（1895）冬季课案：江起鹏得到汉学、词章特等。^[13]（7）丙申（1896）春季课案：江起鹏得到舆地超等；陈汉章得到汉学、史学、算学三个超等，得到宋学特等。^[14]（8）丙申（1896）夏季课案：江起鹏得到汉学特等；章炳麟得到史学、舆地超等。^[15]（9）丙申（1896）秋季课案：江起鹏与江起鲲得到舆地超等，江起鲲得到史学超等；章炳麟得到一个汉学特等；陈汉章在汉学、舆地得到超等。^[16]（10）丙申（1896）冬季课案：江起鹏与江起鲲得到舆地超等；章炳麟得到一个汉学特等，一个史学超等。^[17]（11）丁酉（1897）夏季课案：江起鹏得到史学、舆地特等，江起鲲得到舆地超等；陈汉章得到汉学、宋学、史学、舆地四个超等。^[18]（12）庚子（1900）春季课案：江起鹏得到经学、舆地特等，史学超等；陈汉章得到经学、史学、舆地、词章四个超等，算学特等。^[19]（13）庚子（1900）夏季课案：江起鹏得到汉学特等，史学、舆地超等，江起鲲得到词章特等；陈汉章得到汉学、史学、舆地三个超等。^[20]（14）辛丑（1901）春季课案：江起鹏得到舆地超等；陈汉章得到汉学、舆地超等，算学特等。^[21]（15）辛丑（1901）秋季课案：江起鹏得到汉学特等，史学超等；陈汉章得到汉学、史学、算学、舆地四个超等。^[22]于此可见四人课业之优良。不过，与章炳麟、江起鲲相比，陈汉章、江起鹏明显略胜一筹，而陈氏为诸生之冠。

1902年，江起鹏随长兄一道执教奉化龙津学堂。次年，由于争夺教育主导权，龙津学堂与凤麓学堂交恶^[23]。此后数年，涉及江氏兄弟的教育争讼不断，屡见《申报》报道。^[24]

据李勇、张仲田著《蒋介石年谱》披露，年轻时的蒋志清曾于1905年2月进入龙津学堂就读^[25]P16，主要是补习日语，为留学东洋做准备。而这一时段江起鹏正好供职于龙津，教过蒋氏实属正常，毋须讳言。

1908年12月，奉清廷谕令，奉化举办咨议局调查所选举，议决事件包括“书记员举定江起鹏，月修十五元”^[26]。次年筹办各县咨议局，江起鹏与江起鲲亦同时当选。

1926年，奉化士绅发起慈善事业，筹建奉化孤儿院，江起鹏为发起人之一，列名第二，蒋介石联署。^[27]P1649

1927年5月，江氏出任两浙盐运使署秘书。^[28] 这一任职经历，亦可从其子江闻道（谱名江圣逵）的回忆文字当中得到佐证。^[29]P220

鄞奉公益医院是宁波地区较早出现的公益医院之一，由江起鹏的堂弟江西溟（1879-1964）于1918年发起，设立于方桥北街，极大方便了当地百姓就医。1930年，江起鹏列名浙江鄞奉公益医院董事姓名录。^[30]P86

此后，除了江起鹏曾于1936年前后在安徽省教育厅任职主任秘书的信息之外，基本再没有关于他的记录了。据其友人钱士清联语，在江起鹏过世之后，钱氏曾撰联《挽江南溟先生》：“筦榷忆当年，馨欬曾亲，履德蹈和钦雅度；游仙嗟此日，音尘遽渺，明农劝学读遗书。”^[31] 细玩词义，言下颇有遗恨。

（二）著述汇考

目前所知，江起鹏最早发表的作品是《新奉化歌》，刊于《浙江潮》1903年创刊号，署名“再世、冯生”。因为该刊作者均使用笔名，所以这首著名诗歌的著作权归属长期不得而知。好在此诗发表20年后，江氏在《读新奉化年刊》一文中偶尔谈到了这件往事：“余于民国纪元前十四年戊戌岁，念清政之不纲，痛外侮之渐迫，计非地方人士起而自谋地方治安，不足以图存，因作有《新奉化》诗歌一篇以寄意，曾刊入日本留学界所出《浙江潮》杂志中。”^[32]不仅破解了作者谜团，而且也解释了写作意图，点明此诗作于戊戌年（1898）。全引如下：

新奉化，新奉化，吾为此名君莫讶！大地民族主义正发皇，生斯土者敢独谢。溯昔锡我县名未为臧，仿佛蛮夷之国下真王。至今传之千余年，奴隶根性将毋亡。吾窃怀此耻，吾独走彷徨。仰思古贤哲，俯念今梓桑。有宋诸老兴诗礼，有明一代盛冠裳。其时颇进文明界，二百年来故步僵。独有心直倔强老骨性，时时仗义好争竞。方今世界盛行竞立争存优胜劣败天演义，吾乃为吾同胞兮举手以呜敬。吾更为同胞兮加额以相庆，庆吾奉化兮人文兴。龙津凤麓起崚嶒，东西文字颁并习，理实科学要同征，况有远游扶桑者，轰轰烈烈势奔腾。庆吾奉化兮地理美，半山半陆又半水，膏腴之地足稻粱，污下之乡充鳣鲔，银矿煤矿更希奇，富甲五洲立可俟。并此二难良不恶，吾拜新民吾其作。一小分子自铮铮，四大自由何落落。保国保种先保群，个人义务社会义务都要著。吁嗟乎！大厦兮将倾，燕雀兮哀鸣，吾愿吾同胞兮动魄而惊心，吾愿吾同胞兮众志以成城，吾愿吾同胞兮为独立自尊之国民，吾愿吾同胞兮救罹一切苦厄之众生。新奉化兮新奉化，播此名兮欧和亚，播此名兮欧和亚，吾将约吾同胞兮，泛九曲之溪入四明之山少自暇。^[33]

至于江氏其他公开发表的文章，能够完全确定（署名江起鹏、江内民、江南溟）的有以下7篇：

1.《外国地名人名辞典》序，刊于《外国地名人名辞典》，日本坂本健一编，上海新学会社，清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

2.《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序，刊于《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周世棠、孙海环编，上海新学会社，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版。

3.《日本学生之生活》，刊于《青年》，1911年第13卷第12期。

4.《浙江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第十一周纪念会演说词》，刊于《教育周报》（杭州），1915年第90期。

5.《胡家堍开新江计划书》，刊于《新奉化》，1924年第2期。

6.《读新奉化年刊》，刊于《新奉化》，1924年第2期。

7.《北溟诗稿》序，刊于《北溟诗稿》，江起鲲著，1933年家刊本。

此外，尚有三组文章由于缺乏直接的佐证，虽然作者署名“南溟”，文笔和内容都符合江氏一贯的风格，但笔者还是不能十分确定其归属：

其一，小说作品。众所周知，在晚清与民国初年，中国文坛曾出现一个小说创作的高峰期，诸如笔记体与章回体，长篇与短篇，文言与白话，争奇斗艳，各领风骚。不仅新旧文人沉湎其中，大写特写，而且在留日学生中擅写小说者，亦是司空见惯，并不稀奇。从1911年到1915年，笔者检索到一组短篇小说，署名“南溟”，分别刊于上海的文学杂志《小说月报》、《眉语》和《小说丛报》。其中有一短篇小说《拣茶女》，刊于《眉语》1915年第1卷第10期。此刊即为上海新学会社发行的刊物，如果可以确定此“南溟”即江起鹏，则能够说明江氏还以小说创作见长，同时期发表于《小说月报》、《小说丛报》上的大量文章就极有可能是他的作品，数量不少于18篇。

其二，外交评论。主要刊载于1932年上海《抗争：外交评论》杂志，可以检索到第1卷第3期至第27期，不算连载，篇目分别是《战时教育》、《上海之形势》、《人才破产》、《停战会议之预测》、《御侮之要素》、《军缩会议的鸟瞰(附图、照片)》、《南京政府的调和政策》、《辟日人河上的谬论》、《“事在人为”》、《评胡汉民党治的谈话》、《竟不幸而言中矣》、《上海报纸的批评》等12篇。该刊创办于“九一八”事变之后，针对历来我国在外交上的失败进行检讨，旨在唤醒国人关注国际舆论之向背，了解外交活动所应采取之途径及其步骤，发挥舆论的作用，争取中国在国际中应有的地位和权利，不再乞怜于国际联盟。文章多讨论中日关系者，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其中《上海报纸的批评》连载8期，对上海的各大报纸逐一点评，入木三分，客观公正。

其三，地域文化和诸子研究论文。署名“南溟”的学术文章，主要刊载于1941年至1942年上海《更生》杂志，分别是《王安石的经纶大略》、《宋代浙儒小传》、《墨子新诠》、《明学撮要》、《韩申学说之大要》等5篇。其中《宋代浙儒小传》连载4期，是目前研究宋代浙江学术史的重要文献。

著作方面，江起鹏至少有6部讲义或著作，均由上海新学会社出版。除了《国学讲义》之外，兹将其版本内容简述如下：

1.《女子历史教本》：全二册，定价二角五分，江起鹏编著，上海新学会社1909年出版。图书推介曰：“是书专供女子小学历史科教本，于普通历史中兼详女史，凡历代兴亡之大略，与夫女后之有关系于国家及女子特行之有影响于社会者，皆备著焉。分上下二编，合一百课。而每课约限七十字至一百字，逐渐增加，撰句无取冗长，下字务求浅显，洵女子历史中之最完善者。”

2.《大改革之三政案》：全一册，共60页，篇幅很小，定价一角半，江起鹏著，上海新学会社1910年出版。封面隶书“大改革之三政案”，苍劲古拙。前有“弁言”和“绪论”，正文共有三篇：一改历法，二变服制，三兴语学，最后是“结论”和“附录”《拟设国民内国游历会议（附简章）》。

3.《精选韩柳欧苏文钞》：全八册，定价一元二角，江起鹏选注，上海新学会社1911年出版。编者曾提出选注该书的“旨趣”：一是我国治古文学者都归宗唐宋，而在唐宋诸家中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为泰斗，因此选篇独以此四家之文。二是该书主要是为中学校学子揣摩高雅文学而编辑，因此在四家中也仅选择其文中已为向来一般学子诵习者，各家选六七十篇为限，并按照长短排列次序，以便调动读者阅读的兴趣，另外选择一些名家的高头眉批，略加自注评论其文章，标明其作意，以便读者揣摩句法字法，易于领会其中的深意。文中的人名、地名都在文后附载其事实的解释和今地名。各家文首载入其本传，以便读者查考。因此，编者自信“是编为中学校国文之教科书，洵空前绝后之善本也”^[34]P455。

4.《幼稚教育法》：全二册，五彩精图版，定价二角，“家庭教育用书”之一，江起鹏编，上海新学会社1911年出版。本书所述皆儿童必要之事，如起床、整衣以至休息、睡眠，则儿童一日间必经历之事项也。勤浴、慎疾、视听、言语诸章，则儿童己身之行为也。孝父母、爱兄弟姊妹、待奴婢诸章，则儿童对于人之行为也。戒破坏以至戒不善收拾，则儿童之恶根性当归正者也。每课二图，前图为合法者，后图为不合法者，分三十章，每章又分教材、方法、理由三种，凡有育儿之责者，皆可奉之为则，附《教授法》一册。

5.《幼稚教育教授法》：全一册，定价一角，“家庭教育用书”之一，是上述《幼稚教育法》一书的配套书籍，江起鹏编，上海新学会社1911年出版。内容不详。

（三）新学会社

1902年，为了加快新知传播，江起鲲、孙振麟、庄崧甫、江起鹏等一批浙江奉化人创办新学会社于宁波，次年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1904年正式将总部迁往上海。该出版社以启迪新知、开化愚昧、推进学术进步为宗旨，策划了一大批各类有价值的图书，并成功转型为一家以编译农学著述而著称的专门出版机构。

关于江起鹏在新学会社中的具体职务，由于资料匮乏，目前尚不太清楚。只知道他个人不仅在该社编译和出版了大量新学著作和教材，而且也策划和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辞典和地图，开风气之先，影响颇大。

20世纪初，作为近代知识的集大成者的日本辞书，自然会受到江浙留日学人的高度关注。在清末民初启迪民智的革命思潮推动下，坂本健一著《外国地名辞典》等多部人名辞典所负载着新学知识，逐渐被国人所熟知。1904年，由新学会社以《外国人名地名辞典》编译刊行，为近代中国提供了一本包含着大量有关外国人名和地名的知识信息之新工具。江起鹏为此书作序，曰：“莽莽神州，道德沉沦；贵报组合，宗旨精纯；大同主义，耶教精神；改良社会，指导迷津；扶掖青年，培养国民；治化进步，万象更新。”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新知识追寻中，新学会社编译的《外国人名地名辞典》有其重要的地位。”判断精当，确非虚语。^[35]

此外，同样在江起鹏的策划与支持下，新学会社又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由奉化周世棠和孙海环编辑，是当时颇为流行的彩绘本的实用地图册，大开本蝴蝶装。江起鹏序言称：两位编辑在编制地图集的过程中，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搜罗中外名著者，积数十种”，且“改正重雕者至五六通”。精益求精，足见这部地图集之出版不易。

二 《国学讲义》版本

《国学讲义》是江起鹏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由上海新学会社总发行，上海大经印刷所印刷，宁波新学会社及天津孟晋书社分发行。又名“中学堂用书”，正文首署“龙津学堂教员江起鹏撰”，书尾版权页，“编辑者”署“奉化龙津学堂教习江起鹏”。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发印，三月出版，此即初版。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再版，内容全同。此后，《国学讲义》还有没有出过别的版本，目前资料有限，不得而知。

该书32开本，封面2页，目录8页，正文138页，广告和版权页4页，合计152页，篇幅不算大。

据说，该书原名“经传诸子述凡”，又为“奉化龙津学堂讲义丛录之一”，是逐日随撰随讲而辑成的“龙津学堂普通科之讲义”，因上编含有学术史的性质，故将书名扩展为“国学讲义”。上海新学会社的出版介绍词曰：“是编以世界学理辅成国粹保存为主义，凡所申说，自无取夫陈言。共分三编，上编总论国学，中编详述经传，下编列论诸子百家，由博返约，井井有条，洵保存国粹之要书焉。”^{[2]附录广告P2}文字精辟，颇显自信。作者曾于癸卯（1903）、甲辰（1904）年间在奉化龙津学堂普通科讲授“总论”和“经传学”二编，因出版需要，先行编印问世，然下编“诸子述凡”上海新学会社虽申明后续印行，但至今未见已经出版的相关信息。

三 《国学讲义》内容

本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总论”，共三章，第一章“研究国学之方法”，第二章“国学之历史”，第三章“国学之系统及进化略论”；中编“经传学”，共十二章，分为绪论、周易、尚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及三传、孝经、论语、孟子、尔雅、经传学结论等；下编“诸子述凡”，有预告而未见出版，故而笔者对其内容不便妄测。

作者曾自述讲义的编写原则是：“但求简明，无取繁博。”内容方面是：“经传学依十三经序次分述，冀窥经学之全。”通观全书，纲举目张，语言简明，确实遵循了这几条原则。

（一）上编“总论”

第一章“研究国学之方法”。在书的开始就讲为什么要研究国学，他写道：“定教育之方针，为今我国民一大问题。识者谓莫妙於欧化主义与国粹主义相持并进，庶学于人而不至役于人，不失为我国民之教育。信是则研究国学，其亦学者所有事焉。”^[2]上编P1 他的方针所根据的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就是在日本“欧化主义与国粹主义相持并进”，为了“学于人而不至役于人”，为了定当年讨论的中国教育方针，故而要研究国学。在该书最后，则总结出讲述“国学”的目的：“（一）不徒事诵读,而实奉圣训。（二）不专事诂训，而通知大义。（三）广参世界之学说，以阐发微言。（四）实体先圣之志愿，以普救同胞。一言以蔽之曰，实尊我孔圣者。务去二千年下似是之学说，而还我二千年上真正之孔子。毋拘牵，毋颟顸，毋自封，毋自隘，则庶乎为圆满之国粹主义乎？”^{[2]中编P102}此话同章太炎先生的话，都是发表于满族统治末期，对于当时的民族革命有着较大的影响。

第二章“国学之历史”。以时代为先后，以经子为主体，把国学的历史划分为十六节，即上古萌芽时代、中古进化时代、孔子集大成时代、周秦之间学术全盛时代、秦汉间学界受政界之制裁、西汉儒学与诸家之冲突、西汉经师之竞立、两汉间儒学之一大变相、东汉儒学之效果、三国六朝间老学夺儒学之席、唐代儒学之影响、宋元之理学、明代理学之特色、国初理学之结束、乾嘉间经学之特盛、今世学术之变迁等，算得上是一部短小精炼的中国学术全史。最后一节是结论，所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而已。作者写道：“本朝学术，盖含有经师、理学、文学、制科诸杂质而一之，殆将为旧学界之一结束，而特放新学界之光明者欤？”言语之间，充盈着乐观向上、辞旧迎新的豪迈之气。然而一新学术一拯国运，比照欧西，不得不“尊孔立教”：

新学之说，所谓欧化主义是也。学术随世运而变迁，我诚不容以自小，然余观欧洲近世学术之新，赖有宗教钜子也。我国学者，素无宗教思想，故不能有大势力于世界。为今之计，莫如尊崇我二千年来朝野上下所共崇拜之孔子以为教主，而以欧化主义附益之，庶几于路德之改革耶教，而耶教之世界益大也。夫罗马解纽，欧洲列邦之纷争，赖有统一之者，罗马教皇也。今我国殆其时乎？讲新学者其深思之。^[2]上编P26

第三章“国学之系统及进化略论”。虽然书中没有为“国学”概念下一准确的定义，但作者还是把国学的研究对象与知识范围设计成“经传之系统”和“诸子之系统”。又本进化论之原则，与先秦经、子之学比较，认为后世之学“出新”不足：经学“代代相因”，自汉以来无新思想与新发展；子学则“多卑陋龌龊，不足望周秦诸子之项背”，均评价不高。作者指出后世诸子学之陋，原因在于：

且尤可慨者，兵、法、名、墨、纵横诸家，既阒其无闻。而所谓术数家者，竟有数学、占候、宅墓、占卜、命相、阴阳、五行七派之盛。乌虖！此国俗之所以日趋虚诞，国民之所以日即尫弱，而无尚武之精神，无法律之思想，无政党之材料也。且即所谓艺术家、杂家、小说家者，亦不过为文人玩戏之具，俗子见闻之资，无当于实业美术，无益于民德民智也。甚而言之，为释道之学者，亦何尝有宗教家气息哉！一言以蔽之曰：专制政体达于极点，学界诸子，久不知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道，稍有脑力者，亦不敢与闻政界之事，以摆当世之纲，唯目写其有所寄托之思，以成一家言，而其流弊有适以祸我国民而已。^{[2]上编P32-33}

（二）中编“经传学”

中编是本书的核心内容。首先是“绪论”，以下是十一章分述十三经，即周易、尚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及三传、孝经、论语、孟子、尔雅，每章均按性质、作用、形式三问题，逐一叙述，最后一章是经传学结论。

“绪论”非常简略，大略曰：“通经所以致用，儒者之恒言。夫所谓通经者，固非拘拘于形声训诂之末，名物考据之繁，将必细绎其微言大义，可以致之于行事间而不谬者，然不观其内容组织之要素，则亦何能得其大凡。”^[2]中编P1不过经生常谈而已。

第一章“周易”。首先，在第一节中介绍了“易”名义的三种说法：易简、变易和不易，仔细分辨，并引孔子、曾纪泽和严复的说法，把易学与人生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等现代西方学问沟通起来。其次，在第二节中把易之作用约可分为三个时期：（1）用之以垂制作时期，（2）用之以究道德时期，（3）用之以占命数时期，并举例说明分期之原委。最后，在第三节中简述八卦与六十四卦、卦辞与爻辞、孔子“十翼”等之名称、定义与区别，指出治易学之困难：“然传之后世，时而为爻辰卦气之学，时而为河图洛书之学，执其偏端，以相龂龂，易学之不明也，亦已久矣。吁！谈哲学之难已。”^[2]中编P7

第二章“尚书”。在第一节中曰：“《尚书》者，古代之史记也，实含有政治史之性质，自有文学，即有史官记事之书，此文明发达之公例也。故《易》之创造，虽居诸经之先，而古代竹帛之流传，实唯《书》为最古。”^[2]中编P8言简意赅，定义准确。接着又在第二节中指出《书》之作用，为考察先秦政治学者所取资，此古今学者所公认也，并举其研究要目数条：（1）民族问题，（2）君权问题，（3）官制问题，（4）对内问题，（5）对外问题，（6）进化问题，认为此六大问题，乃治《尚书》学者所当注意也。最后，详细介绍了今、古文《尚书》之缘起，并列表说明《尚书》原定及今行篇目与内容，清晰直观，方便学生记忆。

第三章“诗”。首先，在第一节中引《虞书》“诗言志”以说明诗之起源与本质，同时与西方荷马史诗类比。其次，在第二节中详细介绍儒家（孔子、孟子）传统诗学之功用，并用现代西方分科学术进行阐释。最后，在第三节中分别介绍《诗经》三家、三百五篇之篇数与内容、六艺（风雅颂、赋比兴）和大小序之意义，言简意赅，娓娓道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处理《诗经》各章内容与西学之比较、三百五篇之篇数与内容、风雅颂之定义时，采用了图表形式，清晰直观。

第四章“周礼”。首先在第一节中指出《周礼》为三礼之一，名为礼家之书，实有政治学之性质者。盖礼义之风，为中国四千年来之国粹，故以司法行政之事，而亦以礼名之。其次，在第二节中归纳《周礼》之作用，甲、行之有利者：（1）设乡官以完地方自治之制，（2）设市官以握商政生计之权，（3）设医官以重民命，（4）设农矿官以兴地利，（5）设工官以利器用。乙、行之有弊者：（1）事君之官多，有以启后世君主之奢侈；（2）事神之官多，有以成后世政俗之虚伪；（3）兼摄之官多，有以贻后世官方之丛挫。有利之作用，后世无述焉。其弊者且传之二千年而未有已矣，此则歆之作伪之初心所未及料者。近年以来，学界诸子有称述《周礼》以为言新政之根据者，一或不察，有不啻蹈新莽、安石之故辙者焉。故敢为分别言之，以使知所择焉。最后，在第三节中，作者不仅辨析了《周礼》一书的成书过程，而且指出其文体复杂，或许是刘歆羼入他书的原因，并采用图表列举五官要目及职守大略、六工要目等，把繁杂的职官讲得井井有条，一目了然。

第五章“仪礼”。在第一节中说明《仪礼》为三礼之一。其书专言行礼之仪节，凡十七篇，篇各一礼，自始至终，一举一止，脉络贯通焉，诚圣人精微之著作也。在第二节中试取其精义所在，与今世界普通制度有相合者数事，以明《仪礼》之作用：（1）个人成立之年资，（2）男女配合之年资，（3）国民出身之珍重，（4）君主接人之谦恭，认为是礼之大者，其他所谓末节繁文，无关宏旨也。在第三节中介绍了《仪礼》的今、古文本，其文古奥不易阅读，故推荐近人吴廷华《仪礼章句》及张惠言《仪礼图》，认为是读《仪礼》者所必要。

第六章“礼记”。在第一节中说明《礼记》为三礼之一。其性质盖以发明二礼之馀蕴，兼论礼之大本大用。其范围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而统名之曰礼者，则以中国古昔圣王之致治，与夫行者之讲学，无不可纳之于礼之中也。在第二节中，论及《礼记》之用，乃在义理，其有关于新学说者，作者条列有四：（1）政治学之大同主义，（2）教育学之学级程度，（3）伦理学之族制组织，（4）心理学之性情发明，古为今用，让人眼前一亮。在第三节中，指出《礼记》为汉儒戴圣所编辑，即所谓《小戴礼》也。其书得之孔子之门人为多，秦汉学者，亦间有之，戴圣盖搜辑之为一礼家丛书也，故其文体与诸经之先后贯通秩然有序者不同，并采用图表方式列举《礼记》49篇之注释家言，以证明其实。

第七章“春秋及三传”。首先，在第一节中作者说明《春秋》为孔子手定之著作，其性质实为历史学也。其次，在第二节中论及《春秋》之作用，认为最有关于国民教育，并举证曰：（1）监督天王，（2）监督国君，（3）监督权贵，（4）监督民族，自信以上四者，乃《春秋》之精神也，所谓：“盖圣人之意，固极欲辅成一有秩序之国家，而发挥其大国民之手段者也。”最后，在第三节中断言《春秋》本《鲁史记》而作，故其取材自与普通历史家同，而三传各有特色，其异同之处，则顾栋高所著《异同表》可供参考焉。

第八章“孝经”。在第一节中指出孝者为儒者设教之大主义也。无论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尊，还是老百姓之卑，一以孝范之，使之知所自检，不敢犯人类之普通道德。在第二节中列举《孝经》之作用：（1）为人道上的教育，（2）为实践上的学问，（3）为无上道德可以监专制之君主，（4）为普通伦理可以范一般之人民，（5）为个人的渐进于国家的主义，（6）为保守的渐进于进化的主义，则孝之为义可谓深矣。此外，作者还不忘针砭时弊，批评道：“今之耳食欧化主义者，或并此精当之国粹，而欲破坏之，则亦未之深思也夫！”^[2]中编P78最后，作者还介绍了《孝经》的内容特点和版本差异。

第九章“论语”。在第一节中断言《论语》是孔子之言行录，读此可以见孔子之真相，故学孔子之学者，尤不可不服膺此书。又在第二节中谈及《论语》之作用，在于将孔子之箴言与世界学之公例比勘，发挥其实行的精神与救世的志愿，乃为有益于世界大同。而在第三节中比较了《论语》三家之异同，指出：“此二千年来，无代无人不钦崇我孔子，而我孔子之学问之思想，卒无有能一践之者也。”^[2]中编P83究竟原因何在？提醒读《论语》者所最当注意之处。

第十章“孟子”。首先，作者在第一节中力图沟通中西之学理，判定孟子之学说实含有十九世纪欧西民族主义之性质者也。其次，在第二节中论及《孟子》之作用，试揭其人之政治学说，以证之欧西民族主义：（1）主性善以养国民之资格，（2）称尧舜以定国君之资格，（3）立公议法以实行民权，（4）立均产法以广殖民生。其“行仁政”、“法文王”、“民为贵”、“君为轻”等思想，虽暗含西方民主人权之萌芽，但并不能划等号。其积极意义为：（1）修身由严格的而臻自然的，（2）为学由征验的而趋怀疑的，（3）处世标高尚之风规，（4）设教开简捷之法门。最后，在第三节中介绍了《孟子》一书之篇章结构，以及其人其书在历史上之地位升降。

第十一章“尔雅”。作者认为《尔雅》一经，纯然文学的而兼博物的性质，为读诸经之参考书也。此书之作用，凡研究古代文学、博物学者所从事之训诂学、语言学、制度学、天文地理学、植物动物学，皆离不开《尔雅》。最后，作者又断言《尔雅》之作，始于周初，成于汉代。《释诂》一篇，周公所著，《释言》以下，则为孔子及子夏所增，汉叔孙通亦有参订矣。

第十二章“经传学结论”。共分四节：第一节“治经之次第”，作者认为读经始于《孝经》，次之《论语》，又次之《孟子》，由此三经而身体力行之，旁通曲证之，则可以言欧化主义，可以言国粹主义。第二节“国粹之必要”，引西欧与日本之图强史实，证明国粹之必要。第三节“标尊孔之真相”，首先表明其尊孔之态度，然非尊二千年来专制君主刻意歪曲之孔圣。在作者看来，真孔圣乃笃行之孔子、改革之孔子、擅于学习之孔子，我们惟有善体先圣之志愿，才能普救同胞。一言以蔽之，曰：“实尊我孔圣者，务去二千年下似是之学说，而还我二千年上真正之孔子，毋拘牵，毋颟顸，毋自封，毋自隘，则庶乎为圆满之国粹主义乎？”^{[2]中编P102}第四节“辨宗佛之究意”，江氏认为佛教之大乘学说亦足标东洋之国粹，然非唯一之国粹主义。近代以来，法相唯识佛经从日本回流，一石激起千层浪，导致居士佛学盛行一时，倡导佛学，发蒙起信，实救当日中国之涣散软弱诸病，自然与晚清“军国民教育”相表里。

结 论

《国学讲义》作为第一部供中等学堂学生使用的教科书，从《总论》中就可以看出江起鹏身为教席而心忧天下的胸襟气魄。笔者通过阅读此书，对本书的特点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在此仅为一得之见，权作抛砖引玉之言。

本书之优点：一、用“国学”一词来统摄传统经子之学，不仅承认了经学的传统核心地位，而且又照顾到了有清一代诸子学复兴的既成事实，历史与现实兼顾，与其说是江氏个人的独特发明，不如说是中国学术演变至此的自然结果。二、作者指出“哲学”是中国学术的中心概念，取其实而遗其貌，确有见地，因此这一看法被当时和后来的“国粹派”学者广泛认同或接受，流传甚广。三、借用日本“欧化主义”与“国粹主义”并行不悖的观念，在客观上缓解了中西文化的对立烈度，有利于西学的大规模引进。四、条目清晰，言简意赅，且书中大量采用图表形式，有概括则信息量大，有比较则可见异同，有备注则表达完备，清晰直观，一目了然。

本书之缺点：一、仅仅把经子之学当作国学的研究对象与知识范围，不谈史学和文学，在晚清尚可理解，但随着国人对分科立学的认知、接受和运用的加深，这种一偏之见，恐怕很难获得后世学者的认同。二、作者深受当时日本学界风气的影响，标举革命、自由、进化等西方观念，思想混乱，对汉唐以后经子之学的成就不能给予公允的评判，一概斥之为“奴隶之学”，武断否定，评价不高。三、文字过于简练，惜墨如金，导致在许多地方很难把握作者的意图，索解非易。四、比例失调，内容不够完整。根据目录可知，本书基本上是按总论（上编）、经传学（中编）、诸子学（下编）三个部分来布置教材的结构，类似于吕思勉先生的《经子解题》一书，但总论仅34页，不到全书的三分之一，经传部分加起来只有104页，约占全书三分之二强，诸子部分则全部缺失。由于内容的不完整，假如去掉了“总论”部分，在今天的学人看来，称此书为“经学讲义”也未尝不可，名曰“国学讲义”实在有些勉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笔者推测这可能与江起鹏的个人经历有关，但由于资料匮乏，不便妄议前贤。

《国学讲义》一书，虽然在很多具体叙述时不够准确全面，但是作者思想意识进步，对于某些热点问题自有一番独特的见解，发人深思。其文章在结构上有总有分，联系密切，条目清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通篇文辞优美，情感真挚，于跌宕起伏之处可见作者的真性情真学问。此书是一部引导学堂青年的通俗教科读物，但并不浅显，并不敷衍，其学术品质优于同类书籍。

回顾百年来国学教科书的编撰历史，江起鹏出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国学讲义》无疑是最早的一部。由那时算起，已经有一百余年了。^[36] 据资料显示，关于国学教材和著作的编纂记载，最早见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留学日本之江浙学生发起成立国学社，号召自行编辑有关国学教科书之活动。^[37] 其科目分类设计与中国传统学术之划分已经有明显区别，可视为晚清学科知识分类渐趋西化的明证。当时对“国学”这一概念的定义还比较混乱，“国故”、“古学”、“孔学”、“国粹”与之尚可同义互换，理解各有差异。刘师培认为可以担当“国学”之名的，只是经学^[38]P2。邓实所谓之“国学”不出经学范围，其核心即“六经皆史”与“经世致用”。黄节则认为“国学”之精华，乃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实为“古学”，其与汉宋之学有明显界限。比较而言，许之衡与江起鹏相似点较多：一方面，两人都赞成尊孔立教，反对将国势颓废之因片面归咎于孔子，主张区分真假孔子；另一方面，两人都有感于“国学”研究因循旧法而不利于普及，倡导广参世界之学说，接纳新知。在晚清学人群体当中，尽管对“国学”的认识各自不同，但其保存国粹、融汇新知的中西文化观是基本一致的。贺昌盛先生总结说：“‘国学’思潮初萌之际，倡言‘国粹’者并非一味守旧，藉新知以光大旧学，根于旧学以接纳新知，或为清季学人确切真实之普遍诉求。”^[3]P19确乎能见其大，不同于一般谈士。

综上所述，江起鹏编写《国学讲义》及其有关“国学”的见解，既与晚清江浙留日学生群体的主张步调一致，又与国粹派之刘师培、邓实、黄节、许之衡等人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和相似性，自然与新文化运动之胡适、梁启超迥异。其中体西用的治学理路，返本开新的文化立场，以经子之学为研究对象的国学体系，使其具备了重要的学术史、思想史和教育史价值。同时，《国学讲义》一书，即便内容有重大阙失，但上中下三编环环相扣，各具特色，使其在近代国粹派群体国学研究史上，发出了独特的声音，必将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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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张京华）

收稿日期：2018－05－29

作者简介：傅宏星（1970－），男，新疆石河子人，博士研究生，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国学术史和近代教育史。